羞恥，無疑是人類智慧樹上結的最早的文明的果子！在東西方都有劃時代的意義。
這正是亞圣孟子所說的“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
但現實生活中，不知羞恥者，卻大有人在。
亞圣孟子還通過講述發生在齊國的一件事，辛辣地諷刺了不知羞恥者的丑惡。
說是齊國有人家有一妻一妾。每次外出，這位男人，都是酒足飯飽后才回家。妻子曾問他，每次都與何人一起吃喝，男人回答說，都是城里有錢有勢的富貴人家，妻子以為疑。于是，妻子就把自己的疑惑告知了妾：“咱們的丈夫每次外出，都是酒足飯飽后才回家，說是交往的盡是有錢有勢的富貴人家，但從來沒有一個這樣的人登過咱家的門，這說明其中有假。我只有悄悄地跟著他一起出去，看他究竟到哪里去了，自然就清楚了。”妾也以為然。
于是，第二天晨，當這位男人又自稱要與有錢有勢者吃喝時，妻子就悄悄地跟了去。只見她的男人走遍城中，竟沒有一個人與他說話。最后，獨自去了東郊的一片墓地，竟伸手向祭掃墓地者乞討剩余的吃食。一處不夠，又轉向了另一處。原來，這就是他的男人所說的與有錢有勢者一起吃喝的真實情況。
妻子感到莫大的羞恥和氣憤，她匆匆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訴了妾，并痛心地說：“丈夫是咱們一輩子的依靠，真想不到他竟這樣不知羞恥。”說著，倆人不由相對哭起來了。而就在此時，她們的丈夫又從外面回來了，照例又在妻妾面前洋洋得意地自吹自擂起來了，全然不知羞恥為何事！
對如此不知羞恥的丑行，亞圣孟子深有感慨：“由君子觀之，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幾希矣。”（離婁章句下）那些以卑劣手段，謀求功名利祿者，竟讓妻妾蒙羞，而自己卻不以為恥，反以為榮，實在是寡廉鮮恥到了極點。
動物無“羞惡之心”，是由于其尚處于蒙昧無知的狀態；一些人的無“羞惡之心”并不是因為無知，而是明知如此，卻要如此！這大概是這些人比動物的“進化”之處吧。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泯滅了這些人的“羞惡之心”呢？
在亞圣孟子看來，道義得不到伸張，也是一種恥辱。“立乎人之本朝，而道不行，恥也。”（萬章章句下）這種恥，有別于作假之恥，也與偷盜之恥不同，它使抱負得不到實現，虛度光陰，祿祿無為。若是無志者，可能會以為正好混日子；但對于有志者，那就是一種壯志未酬，懷才不遇的恥辱。
“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。”（公孫丑章句上）亞圣孟子把知恥作為人獨有的良心的“四端”之一，是實行道義的起點。
一個人，無論其具體做過什么事、錯與對、好與壞，都不要緊，都是可以改正的，可以原諒的小節，但如果無“羞惡之心”，在關乎個人名節乃至國家民族尊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出錯，那就是不義，那就喪失了作為族群中的一員的良心，那就蛻變為非人了。
周作人的大名，在今天并不陌生。曾經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，無數文學青年心目中的偶像的他，為何會一度墮落為人人切齒、遺臭萬年的大漢奸呢？
早期那個與其兄魯迅一起激揚文字、改新文化的周作人，與那個后來把靈魂賣給魔鬼的周作人，真的是一個人嗎？
他究竟得到了什么，只能他自己知道；他究竟失去了什么，那是路人皆知，那就是無義！無人格道義！無民族大義！
無論當時和后來，有多少人為他辯解，但他喪失“羞惡之心”，認賊作父，為虎作倀則是不爭的事實。“不仁、不智、無禮、無義，人役也。”（公孫丑章句上）只甘心充當侵略者的走狗和工具，周作人的無恥，是賣國的無恥，是無義的無恥！
無論他的文學成就是多么輝煌，也不能替代他喪失“羞惡之心”的無恥。從人格上來講，周作人的茍且偷生與那些面對敵寇屠刀英勇就義的農夫、村姑之類的奮起抗敵的無名者根本沒有可比性，他們即使死，也始終未喪失一個中國人的尊嚴，而周作人當什么“教育總署督辦”，已變成了侵略者驅使的“人役”，他連賣身投敵都不以為恥，還有什么再值得仿效和崇敬的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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